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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往事如烟(中篇连载)2018年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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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0 10:53: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往事如烟
                                                                   草根堂
      写这篇文章时,名字不好取。因为,过去经历的一些事,现在看起来就觉得有的确实好笑,有的还很幽默滑稽和荒唐,就想取名《往事趣谈》。可是,有的事回想起来还带着心酸和苦涩,怎么也乐不起来,所以,叫“趣谈”也不蛮合适,七想八想,最后只好就取名《往事杂谈》了,但也不是那么确切,毕竟是已经过去的往事,就还是用很多人用过的《往事如烟》。
      不爬高山,不知平地,不走弯路,不知道直。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它虽然不能把过去的时间和经历倒转,但能把过去的经历成功与失败照映出来,把经验和教训总结出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在以后的前进路上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于是我就把我过去经历和所见所闻的一些点滴往事写出来,有不少的事还是和我同时代的人共同经历过了的,现在想起来,也可以作为饭前茶后的杂谈,真是“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
                                              一、买来的“富农”
      我们湾上有个一生勤巴苦做的老实农民,因为,他虽然年龄大我的三十好几,但和我是一辈,我喊他哥哥。又因他的名字里有个“升”字,湾上的人就超直赶近喊他叫“升子”,(过去农村用来量粮食的器具)同辈的人都叫他“升子哥”,我自然喊他升子哥了。
     升子哥家弟兄四个,还有两个妹妹,家大口阔,家庭贫寒。他是老大,他从小就是放牛出身,后来大了就跟着大人学种田,不几年就成了一个会种田的“种田佬”(现在叫“种田能手”)。可惜他自家的田不多,一般都是给别人家扛长工、做月活(打工)。有年闹灾荒,父母带着几个小弟弟妹妹到外地逃荒,因为,家里还有点田需要人打理,加上他又刚接了媳妇,这样就把升子哥留在家里种田。后来他父母和弟弟妹妹流浪到了汉口,他家男将(男人)就去扛码头、进工厂,女将(女人,这里指升子哥的母亲和妹妹)就进了棉纺厂,全家都在汉口落了籍,就只有升子哥夫妇在老家种田。
说着就快到了全国解放时期,当时我们这里靠近铁路火车站一直是敌占区,兵荒马乱,不少的富人听谣言说共党“共产共妻”就害怕,为了随时好外逃生,就把家里家财和良田贱卖,只讲换几个钱是几个钱。
      这时升子哥家恰恰相反,他家在汉口的家人解放了怕农村的人不能在城市里生存,就作好随时回老家种田准备。他家就把从汉口在码头工厂赚的钱都拿回老家来让升子哥负责买田。他父母嘱咐他,要他为他家弟兄四个每人起码要买两担田以上(估计10亩),女伢要出嫁的就没有给她们买田。因为他是老大,又在家留守,原来家里的两三斗田就算分给升子哥做秧田底算了。就在解放前一两年,升子哥就经手买了十担多田(估计50亩左右)。有的地主听说升子哥家在买田,就找上门来半卖半送,还赖了担把田给了升子哥家。
      不久,到了解放后在汉口升子哥的家人见共产党的政策好得很,过去的臭苦力成了工人阶级,就不愿意回老家种田了,这样,家里买的那些良田都只有落在升子哥的名下了。到了1952年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土改的政策财产和田地都是以解放前三年计算,来划家庭阶级成份的。所以,升子哥按田地数在我们当地要划地主成份(当时我们当地人平一亩田左右),但工作队考虑到解放前升子哥是个长工出身,只有给他划了个富农。当时,有人说是他的名字里“升”字叫得有问题,读书应该升,当官可以升,阶级成份不能升。他就是叫“升”,才从贫农一下子就升成了“富农”。
后来,“地富反坏右”被管制在一起劳动改造时,其他的“五类份子”还暗地耻笑升子哥说:“落了王八的名,冇想到王八的福!”
     升子哥看着他们和过去他扛过长工的地主苦笑着说:“我是花钱买的个‘富农’成份!你们都靠剥削得来的,你们哪有资格和我比!”

     (请关注下集: 二、“生懒死好吃,落了个好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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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1 13:53:3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很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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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1 19:28:33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章,期待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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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4 09:45:0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生懒死好吃,落了个好阶级!”
      也是我们湾上的一个真人真事,但为了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来,我就只有用绰号了。小货家解放前是这一方块大富人,他祖上留下了三十多担良田,三重天井的连十间的房屋一栋,县城还有两家商铺。小货的祖父传给他父亲这些家财时,还听说埋了一缸大洋。到了日本人占领时,比大两岁叫大货的哥哥和他父亲被日本人的飞机丢炸弹炸死了后,他母亲只好带着他守寡。小货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在当时有名的大私塾肖家祠堂读书。但他总是逃学,经常和一些坏孩子一块到县城看戏,上餐馆,后来到赌场去玩,开始涉足赌场,不久小小年纪就敢当“皇帝”(摇色子的庄家叫“皇帝”),输了钱就带着债主到家来向他母亲要。小货的母亲也是富家小姐出身,大脚大手搞惯了,见小货没有父亲就特别溺爱惯适他,儿子要星星就帮忙搬梯去摘。没有现钱就卖家具或直接用家财抵账,后来,就卖良田,渐渐地他老娘也怄气把眼睛怄瞎了,小货当时一个不懂事的小伢,不通过他的妈,他就能当家卖田了。他家没有经济来源还要吃香的,喝辣的,成了每天无鱼肉无酒不餐,就这样他家的家财和良田快到解放就卖光了,仅剩下他和瞎眼的老娘没有人要,讨饭住破庙。他真懒讨饭的破碗筷一年到头是从来不洗的,他瞎眼老娘说要他洗碗筷时,他总是说下餐不用的,洗么事!或者扯着有事,就把他瞎眼老娘遮过去就行了。人们说小货是“蛇拱在屁眼懒抽得,抽了又懒丢得的出奇货色”。                     
      最后,解放了土改时他家划阶级成份时划成了贫农,还在分地主的财产时把当时他家卖了的良田和房屋分了一些回来了。那个过去买小货家良田最多的家,土改时被划成了地主,还被押上“斗争大会”上由小货等“贫下中农”批斗。其实,这个所谓的“地主”我们当地人都知道,他原来并不富裕,全靠他一生勤巴苦做,连最后富了他还要坚持和长工一起下地劳动;他家一年四季都吃菜饭,直到过年的年饭才没有合菜煮,他的一件棉袄穿了十多年没有换新的,人们都说他一生不值得,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最后还要挨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时湾上就有人编了个顺口溜说:“生懒死好吃(吃方言读七),落了阶级!勤巴苦做,落得台上斗!”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三、“抢!抢!抢抢七!好吃婆娘打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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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4 09:48:2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十年前的草根堂在北京的照片,《往事如烟》后面还有作者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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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5 08:42:10 | 显示全部楼层
很喜欢楼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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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31 09:44: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抢!抢!抢抢七!好吃婆娘打脱离!”
      解放前的男女婚姻绝大多数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还有不少是童养媳,所以,到了解放后人民政府颁布新的《婚姻法》,不少的包办婚姻的夫妻就纷纷离婚,未婚的童养媳也可以选择自由了。这样,湾上的黄二娘嫌丈夫是个老实坨子,也动了心思,想和她丈夫离婚,再去找个“潇洒”点的。但他的丈夫又不愿意和她离婚,怕黄二娘走了自己弄不到媳妇,就求湾上的一个明白嫂子“胡大誇”帮忙做工作,这“胡大誇”还真有两下子,几句话就把黄二娘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就没有离婚。你想知道胡大誇是怎么做的工作吗?
      其实,很简单。刚解放时翻身的人民群众热情很高,不少的人成天欢欣鼓舞,所以到处是人们在扭秧歌、打腰鼓,锣鼓喧天。就是那锣鼓声中就能听得出话来。
      那天胡大誇邀黄二娘去看扭秧歌、打腰鼓,胡大誇就指着那锣鼓声跟黄二娘说:“你听出来了那些锣鼓加铃在说么事吗?”黄二娘听了一会说:“只听到‘抢——抢!抢抢七!”胡大誇这时双手把巴掌一拍,就笑着说:“对了!不过你再往下听就有好话了!”黄二娘又听了一会,摇摇头说:“只听到‘抢抢七!别的冇听出来!”胡大誇诡秘地一笑说:“我学给你听吧!你听好——”接着,胡大誇用手学着锣鼓加铃的拍节唱道:“抢——抢!抢抢七(孝感方言吃读七)!好吃婆娘打脱离!(我们这里解放初期叫离婚,为‘打脱离’)”黄二娘又一听,那锣鼓声果然是在说“好吃婆娘打脱离”就不好意思地笑着点点头说:“还真是的呢!”这时胡大誇就抓住时机说:“弟妹你为人不错,聪明能干,又不好吃懒做,去打个么脱离呀!到时候落个‘好吃婆娘’的名誉,不好听!走哪里都会被人瞧不起。再说,现在土改后家里又分了田,我们这里又是火车站热闹地方,只要自家人勤快肯干,还怕冇得好日子过?”其实,黄二娘的丈夫就老实点,不爱讲话,从不和人家闹架,惹是生非,干农活却是湾上数一数二的好手。黄二娘一听觉得胡大誇说得确实有理,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好好地做人做事做家,很快就成了当时“勤俭持家”的劳模。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 四、土改三爹分了个“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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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7 08:51:5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土改三爹分了个“夜壶”
      解放后的1952年,我们湾上进行了土改,我们这里不算富庶之地,湾上也没有几家像样大恶霸地主,但当时的政策地主和富农的田地和房屋家财都要被工作队分给了贫雇农。消息传来,一时间那些过去穷得裤子都没有穿的贫雇农高兴得好几天没有睡着,就盼望着早点能够分到地主家的好东西。我们湾上的三爹就是这样的人。
      三爹过去家里祖上还算殷实的,到了三爹名下,他家弟兄三个分了家,他得三分之一的田地和家财,由于三爹爱赌博,他的田地家财几天就输了裸裸精光。后来拿了人家“驴打滚”(高利贷)的发债,人家债主带打手上门逼债,他没有办法只有把老婆孩子让人家领走作为抵债。到了土改时,他人成了光棍一条,家成了墙堵四壁,名副其实的“赤贫”。他只有每天到火车站去捡废品渣子换烧饼吃,还常常是饱一天饿一天。土改工作队一进村,他就成了运动积极分子之一,经常跟着工作队的屁股转。但湾上真正的贫雇农都不喜欢他,尤其是农会主席就有些见不得他,说他是个“败家子”,不是真正的穷人,所以经常重要的会就不通知他参加。这次要分地主的财产就更是比较重要会议,作为农会主席的就不要三爹参加,但工作队说像三爹这样的“赤贫”积极分子当然要通知他到会。那时候由于刚解放,才翻身当家做主的穷人积极性很高,经常晚上开会,有时还开会开到通宵达旦也不叫累。那天说是开的分地主财产的,大家就更有劲了,会议开到鸡子叫时,没有人打瞌睡,也不愿意散会。可是,农会主席突然宣布散会,说是明天要分财产事多,要大家休息好,才能搞好明天的大事,这时积极分子们才不情愿地离开了。谁知这是农会主席搞的阴谋,他把他看不惯几个人搞走后,他和几个他的心腹事先就商量好了,等三爹他们走了后,农会主席和几个心腹就又返回来了,他们让民兵连长放哨,把早就没收来的地主家的值钱的好东西当场就分了。
      这些偷着分财产的事,三爹根本就不知道,他开完会就当真地回家睡了。可是,想到明天要分地主家的东西,感觉太兴奋了,自己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还在想明天自己一定要拿几件值钱东西就好,想着想着谁知到了快天亮时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自从土改以来,这些时他参加大小各种会议也是太多了,人也是累得够呛,难得有时间好好睡一觉,这次农会主席开恩,能让大家好好休息,还能分到地主家的好东西,真是美极了······到了分财产时,三爹毫不犹豫,一下子冲上去,把地主家的花缎子被子抱回来了,他想自己没有老婆,这花的被窝能和一个女人睡就好。真是心想事成,谁知那地主的小老婆也跟着他回了家,他太高兴了,他迫不及待去拉那小娘子的玉手,可是,人家害羞不愿意他去拉,他就强行去拉,结果被那美人推得摔了一跤,屁股都摔疼了,把他痛醒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是一场梦,自己从破床上掉到地上,他忍着疼痛,忙爬起来。再一看,日头已经出了三丈高了。他突然记起来今天要分地主财产了,眼看就起晚了,就慌了!衣服扣子顾不得扣,拔腿就往农会里跑。
      等他跑到农会时原来那大一满屋堆得像小山的财产都没有了。只有农会主席还坐在门口石鼓上,手里拿着地主家过去的铜水烟袋在抽着烟,三爹失望地问农会主席:“东西都分了?我的呢?”农会主席一笑说:“么样的大事您老人家忙到现在才来?真有点味,人家早把孩子都抱走了,连衣包都拿走了,那个还有等着你的,再晚点我都关门回家了!”说完指着墙角一个屙尿用的夜壶,说:“还剩下一个夜壶,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就分给别人了!”三爹一看,那个地主家夜壶还真不错,是内外都上了釉的,很精致美观,比自己家的强多了,况且自己家的夜壶早就把提把给打断了,真是“夜壶掉了把——不能提”,每天倒尿时只有用双手捧出捧进。再说,也算分了地主家一件东西,总比一根屌毛都没有分到要强点。他再也不讲客气了,忙提上那个夜壶就哭笑不得地回家了。这样三爹土改时积极分子就分了一个夜壶。当时我还很小,这些事是后来听湾上的大人们讲的,至于“夜壶三爹”绰号的来历是不是出自这个故事,我也没有考证。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五、牛娃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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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14 09:01: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五、牛娃入社
      土改后才过了两年农村就搞农业合作化,农民当时虽然分有土地,但还有不少的家没有耕牛和大型农具,农忙要用时就满湾到处借,但是就成了“三十夜里借厨蓖(农村蒸饭用具),你要用,他也要用”不好搞,这就是当时农村的“单干”。为了解决好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最后人民政府就想了办法,到了抢季节时就把几家农户组织起来,你家有牛就出牛,他家有犁耙就出犁耙,没有农具就出劳力换工,开始就叫“互助组”,农民的生产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一遇到大旱大水的自然灾害,单就几户的“互助组”力量就没有办法了,这样由政府和政策支持的一个更大农业组织——农业合作社就在广大农村诞生了。当时,入社成为了农村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是描写当时农村合作化的故事。我们湾上也成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由我们上下三个湾组成,全社共500多人,分成四个生产队,当时农村农民都叫“社员”。的确开始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那年,走集体化道路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当时1954年的大洪水和1955年的百日大旱,都是靠集体的力量,人多力量大,抵御了自然灾害,才取得了农业丰收和顺利度过了灾荒的。虽说走集体化道路有多好多好,但还是有个别“钉子户”不入社,我们湾上的牛娃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单干户”。
      牛娃大号就不必说了,他父母在他之前生了三个女伢,直到他母亲四十多,才生了他一个儿伢,所以成了他家的宝贝。恰恰在他出生时,他家的喂的一头黄沙(母牛)牛正好也生了一个非常健壮的小牛犊,所以,他父母为了儿子好养,也像那头小牛犊样茁壮成长,小名就取个“牛娃”,他父母说他和他家的牛犊是他家两个活宝贝。
       到了解放后农业合作化时牛娃已经十三岁了,但他长得人高马大,望上去都成了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他父母宠爱他,家里虽然没有钱让他上私塾,但不让他做农活重活,就只有让他放他家的那头小牛犊的孙子辈小牛犊。他也非常喜欢这头小小牛犊,小小牛犊也和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它特别认人,见了陌生人跑或要用小角去戳人,或用后腿去尥蹶子,只有见了牛娃就乖乖的,百依百顺。随着孩子的长大,小小牛犊也长大成了一头健壮大公牛,开始了它本能的性要求,到处寻找发情的母牛“干活”,我们当地叫“爬草”。有时发起情来连最喜欢它的主人牛娃都拦不住,它常常把牛绳子都挣断了,跑到有母牛地方去“寻欢作乐”,牛娃为追牛把双腿搭(摔)得到处是伤。由于湾上的耕牛都入了农业合作社,由社里集体派了好几个人喂养。社里养牛领头是解放前给地主放牛多年的河南人老白,听说他是被日本人当苦力抓来养战马的,解放后就在我们湾上落了籍,土改也分了田,后来入了合作社,成了我们湾上的人。老白独自一人,他以社为家,对工作十分负责,牛养得很好,他的为人也热心快肠,很受湾上的人欢迎,大家都没有把他当外地人看待,他的真名叫什么,很多人不清楚,但湾上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叫他“老白”,他从不在意,只笑呵呵答应就行了。
      牛娃的父母亲不愿意入社,连乡政府都知道,乡里社里干部们多次上门做工作,他家就是不愿意入社,他的父亲还编一些顺口溜来讽刺合作化,说什么“单干,单干!有菜有饭!合作,合作!冇得粥喝!”,原来关键他父母舍不得他祖上留下两亩旱涝保收好良田,怕以后合作社垮了,好田要不回来,所以,说什么也不入社。
      这次牛娃家的黄牯牛想找合作社的母牛“爬草”的事,老白就认为是做牛娃家入社的好机会。于是老白组织他们放牛的几个人拿着棍子鞭子和掃竹条,把合作社的牛团团守住,见了牛娃家的黄牯来了就往死里打,不让那头骚黄牯沾合作社牛的边。这可苦了放牛的牛娃,他只有望着老白求饶,说好话,想让他家的黄牯牛去爬一下“草”。哪怕是合作社的母牛发了情,倔犟的河南人老白就是不让步。最后,牛娃实在没有办法就说拿钱出来买香烟给老白他们几个放牛的抽,老白他们也不答应。老白说他们的牛都是合作社的,怎么能和“单干户”的牛交配呢?那是“公私不分”,要让合作社的领导知道了,那还了得!牛娃没有办法,当时就说他要带着他家的黄牯当天就入社。老白他们都笑了,说牛娃当不了他父母家,牛娃很坚决地说:“你们不信,我从今天起就和你们一起为合作社放牛不回家了!”说完就真的把他家的大黄牯赶到了合作社牛一起放,还帮忙老白他们一块放合作社的牛了。到了人们收工吃饭的时间,牛娃也不回家,他父母找来,要他回家吃饭,他说除非他们答应入社,否则他和他家的黄牯就住到合作社去。他父母以为他是开玩笑的,过了一会肚子饿了就自然会回家的,没有多讲先回家去了。可是,到了天黑牛娃还真的带着他家的黄牯一块到合作社的牛栏里去住了。他父母心疼自家的两个活宝贝,知道他家宝贝儿子于是小时候惯坏了的,有点事要是不依他,不然他就拿出他的杀手锏——发犟脾气,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谁也不理,他的这一手还真能吓倒他的父母。看这回不答应儿子是不会回家的,就立马答应了入社。就这样,比干部上门做一百次动员工作还起作用些,牛娃家入了社,我们湾上这个“单干”钉子户总算被拔掉了。
(未完待续·求关注下集:六、统!统!统!好吃婆娘不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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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2 08:48:21 | 显示全部楼层
                              六、“统!统!统!好吃婆娘不留种!”
     1955年在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根据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的需求,国家对农村农民生产的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即每个生产队按人定量留足口粮和种子后,所剩下的粮食要全部卖给国家粮库。当时除了应交的公粮外,还定有什么“爱国粮”“超产粮”、后来文革还有“忠”字粮等名目繁多的粮食任务。各地干部为了多卖粮食得表扬,就千方百计地搞假产量,多报卖超产粮的任务。我们湾的农业合作社的社长海山二叔是个土改的民兵队长出身,对湾上哪个生产队能生产多少粮食都很清楚,在乡里开粮食任务会时,总是要按实际情况稍隐瞒点,结果,我们社总是挨乡里的批评,也没有得到“红旗”,但群众的口粮就要宽裕些,基本上那几年我们湾上群众没有饿饭。有的农业合作社虽然得了超额卖粮的“红旗”,马上社员群众就没有饭吃。我们湾上的群众自从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没有饿过饭,所以我们湾上的人都很喜欢他,很拥护他,海山二叔的威信也很高,几乎全社群众只要他一呼百应。这可气坏一个人,就是我们湾上的土改根子李英,她按辈分我也要喊她婶子,她当年土改时是我们湾上第一个入党的积极分子,也是当时全乡第一个妇女代表,现在成立农业合作社,她还是社里妇女主任和党小组长(当时党员不多,不够设党支部)。她对社长海山二叔的作法不满,总想当个“人鸡巴尖”(湾上的人骂那些充人的人)得上级的表扬。她就亲自跑到乡政府去把我们湾上多分粮食的事情告了密,乡政府知道后那还了得,当时就把海山二叔的社长给停了职,由李英代理社长,把多分给社员粮食也给收了回生产队,还要求各家各户把前几年多分粮食退出来,这样一搞有的人家的确把家底都搞光了还有多的,最后这些退回的粮食作为“余粮”给送进国家粮库。那年我们社还真的破天荒的得了“红旗”。可是,有的群众到了过年就没有年饭米了。不少的困难户就闹到李英家去,说全家老小过不了年,就死到她家里,还说如果社里不解决就闹到乡政府县政府去,李英怕把事情搞大了,就只有当家把各生产队留的种子粮先分给困难户做年饭米。当时群众的顺口溜也出来了:“人鸡巴尖,得红旗,老老少少饿肚皮,过年冇得年饭米,都怪哪个骚麻皮······”
    年总算是过过去了,可是到了第二年开春种子又没有,李英怕耽误春耕生产上级追责任,没有办法,她就装病,哭着要老社长海山二叔出马,海山二叔作着我们全社的群众看,才重新复出。海山二叔重新上任后就去乡里县里求爷爷告奶奶找领导搞了点生产救济贷款,不够的种子就到毗邻合作社去找老关系借,总算把那年的秧下到秧田里。每年下秧时,那漫天的麻雀和其它野鸟都会飞到秧田里啄吃谷种,没有办法,各生产队就派专人守在秧田边上扎稻草人,敲锣鼓,有的还放鞭炮等各种方法吓跑麻雀就行了,这就叫“看秧雀”。但是这些方法用长了就不灵了,那些秧雀根本就不怕人,它们一飞来就是黑压压一大群,看秧雀的人在东头赶,秧雀就飞到西头去吃,你在那块田边照,它就在这块田里吃,它们和看秧雀的人打“游击战”,所以,你莫看“看秧雀”一不挑二不驮,但是要照好秧雀,腿都快要跑断,的确是累人的活。没有种子的那年,我们湾上的王二婶在队里的秧田边“看秧雀”,正好看见李英往秧田边路过,王二婶心里对李英气不过,又不好抵着她的面骂,就做个赶秧雀的大声喊着:“统!(吓唬秧雀的吼声音)统!统!好吃婆娘不留种!······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 七、亩产万斤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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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30 09:01: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七、亩产万斤放“卫星”
                                          (上)
      农业合作化没有过几年,又几个农业合作社合在一起,这样的合作社就更大了,人们把原来的小合作社叫初级社,当时合成的大社,叫高级农业合作社。
      说着说着就到了1958年,这是一个难忘的年代,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是自翻身得解放的人们疯狂的年代,也有着极其严重惨痛教训的年代。在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广大农村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一下子合得更大,由原来的县级下的行政区(基本上十万人口左右)为单位成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是当时行政基层政权组织,说这才是真正的“一大二公”。我们家乡就是属于当时“闻名全国”的“长风人民公社”。在那个“敢想敢干”“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的年代,我们长风人民公社就出了个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提起官木生人们就会跟那时的“浮夸风”“吹牛皮”“亩产万斤粮”联系起来,都认为当时的牛皮是官木生吹起来的。其实,到后来官木生平反时,我到长风去调查才清楚,官木生是背的“黑锅”,当的“替死鬼”,当时官木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才违心地“炮制出了亩产万斤”新闻出来的。
       事情的经过也很简单,当时最先吹粮食高产风是从河南开始的,说河南小麦亩产超过1800斤,湖北全省各地都派人到河南去参观学习。我们孝感当然也去了人到河南学习取经,结果不久就报道湖北襄阳有个叫伙牌乡的一块小麦试验田亩产达到了3215斤,这个报道震动了全省。孝感是当时省领导住的点,别的地方粮食产量能上去,为什么孝感不能上去?孝感的领导急了,他们再也坐不住了,说我们是水稻高产区,为什么这么保守!认为“事在人为”“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高的产”!我们一定要搞一个“震动全国最高水稻高产的试验田出来”,这个试验田就选在我们长风村。因为当时长风不但是省、地、县领导住的点,还有北京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一大批干部来孝感锻炼,他们这些京城来的官真是所谓“宰相府的丫鬟七品官”,一般下到基层都兼任着当地党政领导职务,他们有职有权,大多数就住在朋兴的长风村,有几个还兼任着长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务。由于他们的到来,所以经常有新华社、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当时农村还没有收音机,更谈不说电视)的记者住在那里,一有什么新闻马上就能宣传出去,所以只有长风最合适。可是,虽然官木生是当时全县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带头人,但他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地地道道的农民,嘴巴也笨,平时就不爱讲话,不管到那里去开会,都是各级的秘书为他代劳。有时实在要他讲几句,他就结结巴巴地说几句外地人听不懂的孝感土话,什么“做人要凭良心,办事要把心放在中间(方言“间”读“甘”),闹人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等。有次苏联、朝鲜、日本等七八个国家人来长风参观,官木生在介绍经验时说了一句我们孝感的方言“狗子吃糍粑——望天哒(答)!”,当时的几个翻译搞了半天都翻不出来,大家都你望我,我望你,不明白都傻傻地笑了,把官木生也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那句话讲错了还是说对了。官木生就这么一个黄泥巴腿子农民,笨嘴倔腮的怎么能成为一个敢吹牛皮的浮夸大王呢?真是不可思议。
      说句实话,当时我们湖北虽然是水稻产区,但产量一直徘徊在亩产八九百斤左右,当时省委要求我们孝感要成为粮食“千斤县”,所以,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反对保守”,千方百计早日实现“千斤县”的目标。当时人们都沉浸在一股说不出的激情中,加上1957年有在全国开展“反右派”的政治运动,有一部分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吓得过去说真话、实话都不敢讲话了,怕被打成了反党的“右派分子”,就只有跟着形势“见风使舵”,这样,使说假话,说大话,吹牛皮,拍马屁愈演愈烈,一时间就刮起了一阵“浮夸风”。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亩产万斤放“卫星”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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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5 13:18:43 | 显示全部楼层
                                  亩产万斤放“卫星”(下)
      说真的开始在长风办水稻高产试验田时,也没有谁提出要搞亩产过万斤试验田,可是,就在长风的试验田还没有对外公布产量是多少时,突然,孝感县城北门外的群林农业合作社的一块试验打出的牌子,上面写着亩产5000斤。这可使在朋兴和长风蹲点的各级领导像被马蜂蜇了的一样坐不住了,说长风是全国闻名地方,人家能亩产五千斤,那我们长风就要“一鸣惊人”实现亩产一万斤!但是,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就难了,因为当时的试验田的产量最后是要各级领导和农业专家到实地现场查看验收。为了防止弄虚作假,要求当场收割,当面过称验收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不是由你自己说了一万斤就承认你搞出了万斤试验田的那么简单。那年眼下粮食就快要丰收,这可愁坏了各级住长风的干部,他们就找到官木生,命令他一定要为各级争光,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在长风搞一个亩产过万斤的水稻试验田出来。官木生当时就不同意,说:“说得容易,只看蛮人说蛮话,冇看到蛮人吃鸡巴,不可能!生个小伢还得十月怀胎呢?亩产一万斤粮食叫我到哪里去搞?真是‘两头作着缺子(放水的口子),中间捂(淹)死人’!”驻村的“大领导”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对官木生吼道:“还反了你!我怕你是第二个‘刘介梅’(刘介梅是当时全国翻身忘本的典型)真是翻身忘本,党组织白培养了你一场,你以为你今天是社长,是全国劳模就了不起了!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严肃地告诉你,不论是谁,个人如果离开了组织,就狗屁也不是!搞不了万斤试验田就停你社长的职,从现在起就开始深刻反省,回去好好想想,究竟是听党的话,跟党走,还是当保守派,自绝于人民,自绝党·····”据后来有人讲,当时挨了批评的官木生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地哭起来了,听说那天他几乎是成天寝食难安。我后来采访他时,他说他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正当官木生等人发愁和住队领导十分焦急的时候,谁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突然传来一个好消息,当时长风社的团支部书记说:“大家不要着急,我在殷罗湾的试验田产量一定会很高,估计亩产可以过万斤,马上就要收割,你们可以请上级领导和专家到现场验收吧!”官木生当时听了也将信将疑,但“死马当活马医”,有总比没有强。住队的工作队也松了一口气,于是各级领导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到了现场,他们看到才收割后黄金一般稻谷堆了好大一堆,经过过称后亩产达到了10346.7斤,大家又返到那块田去重新仗量面积和查看谷蔸,确信无误才算验收成功,立即向上级“报喜”,长风人民公社水稻亩产过万斤的大好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一举成“名”天下知。
      后来,为官木生平反时,才知道当时确实搞了假,头一天晚上就把别的田里谷准备在那天要过称的箩筐放到草堆后藏着,过称时用很多社员,抬的抬,背的背,趁验收的人们去围着看称时把准备好的谷往过称地方送。关键一点到现在才吐露是当时没有磅称,是木杆老式称,过称的人在事先就换了小称砣,采取了过去奸商惯用“大称小砣”鬼伎俩,这样一百斤重量能称出两百斤出来,蒙哄过了关。这就是所谓的“亩产万斤”放卫星浮夸的内幕。的确,浮夸风害死人,到了第二年1959年就开始饿饭,真的那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不少人。这血的教训对我们从那个时期过来的那代人的影响太深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而官木生也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农村“四清运动”中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取消“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等荣誉称号。还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被戴上了“坏分子”,交贫下中农监督管制劳动改造。真是“世态炎凉”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怎么一下子能从个黄泥巴腿子农民变成了“全国劳模”上了天堂,又一下子被打进十八层地狱,成了“坏分子”“管制”劳动改造的。后来,拨乱反正时,为他平反时他还不相信,说不定“哪一天又要把他搞什么人也不好说!说他就是一只猴子,耍猴人把锣一敲,你就开始翻筋斗跳圈······”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八、大办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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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12 08:52:00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大办钢铁
      说起1958年真是令人难忘,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国家正在“一日千里”的发展,人们的头脑一下子都在发热,说我们国家马上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了。目前,我国要超英(国)赶美(国),现在我国粮食亩产都能过万斤了,粮食没有问题了。就是钢铁产量不能赶上英美,所以,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大办钢铁”。这样各地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办钢铁的行动,一时间“土洋上马”大小炼钢铁的炉子遍地开花,日夜不熄火,特别晚上到处是火红的炉火把天都映红了,当时的诗人写诗说是那时的晚上是“不夜天”。曾经看过当年的情景的人都知道,的确到处是火红火红的,把整个天都映红了。没有月亮的夜走路不用灯,有月亮的晚上,月亮也不是那样耀眼了,可见那夜景十分壮观。
       我当时正在上小学,虽然也只有十岁左右的小孩,也想为“大办钢铁”做点贡献。我们学校由老师带队,几乎每天下午不上课都要去参加义务劳动。我们因为年纪小,不能做大事重事,就锤铁矿石,每人每天上学就从自己家里带一把铁锤子,用稻草像女孩编辫子做个草箍子,箍住矿石,就用锤子把矿石打碎,每个学生半天要锤三到五土箢子。记得当时我们这里的飞机场解放后还没有停飞机,整个飞机场都是炼钢铁的大小高低、土洋结合的各式各样的炉子,我们小学生就到飞机场去锤“铁矿石”。
      那时汽车很少,即使有都是苏联淘汰的旧“嘎斯”车(也弄不清楚是哪个国家的)。所以,当时真正叫作“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发明创造精神”,所谓“敢想敢干,大胆革新,土洋结合”的口号下,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车子都有,什么狗头车,鸡公车,板车等等,还有我说上名字的车。因为我们这里骡马少,最好的用驴子拉,没有驴子就用耕牛拉,更多的是用人拉。所以,当时公社男女社员都要去几十里、上百里路到花园(现孝昌县)山里去运由当地社员开采的“铁矿石”回来。当时的社员们每天五更就出发,自带油盐柴米,沿途借当地住户的“烟灶”开火做饭,做到“灶里不熄火,路上不断人”,几乎从花园到火车站飞机场的路上,日夜都有人和唧唧昂昂的车轮声在不停运输着“铁矿石”。
      我们当时还小,没有见过“铁矿石”,其实现在来看大多数是山里的黄石土,根本炼不出铁来,当时的钢铁又是怎么炼出来的呢?
      那时各级都分得有炼钢铁的任务指标,没有办法完成任务就搞弄虚作假,搞蒙着鼻子哄眼睛的事,我估计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有一级哄一级,一直哄到北京去。即使这样每天飞机场“钢铁基地”常常捷报频传,什么几号高炉炼出了多少多少(吨)钢铁来了,人们都互相敲锣打鼓,抬着大红纸写的“喜报”,向当时设在飞机场营房“地区县委大办钢铁指挥部”来报“报喜”。的确,当时每天很热闹,形势喜人。但是单靠真正炼出来的钢铁还是有的,不过靠那些运来的矿石炼出来的铁很少很少。多半是收的废铁回炉才能炼出好铁来。所以,当时人民公社社员都吃“大食堂”,各家各户的小锅小灶不用了,就号召社员把自家的铁锅捐献出来,为大办钢铁贡献。但还有不少的社员不愿意把自家的锅拿出来毁了,因为当时农村都很穷,通常一家人家只有一口锅,如果锅破了,还要请補锅匠補好再用,有的家一口锅用几十年。我母亲虽然在其他方面都很积极支持儿子们的工作,但要把自家做饭的铁锅交出来就不肯。因为,她老人家一生过日子都是“丰年当作平年过,遇上荒年不挨饿”。再者我家弟兄五六个,吃起饭来每餐都七八张嘴,是湾上数一数二的大家人口户头了。她担心怕有朝一日“大食堂”办垮了,我们这大的一家人,喝口热水都没有东西烧。开始动员自觉交锅时就没有把我家的铁锅交出去,最后,炼钢铁的任务越逼越狠,公社和大队干部就到各家各户上门收缴,看到铁锅和其他铁器就强行收走。我母亲怕把我家的铁锅收走,就把我家的铁锅收藏在我家猪圈的草棚顶上,用一块破油毛毡遮住,不过我家还一口旧破锅,是专门用来煮猪食的,母亲就用这口破锅抵了过去。果然到了第二年过灾荒,人民公社“大食堂”办垮了,各家各户就只好又各自开火做饭。其实当时农村社员都没有一粒粮食了,但煮野菜和树皮也要用锅,头一年把铁锅都融化成了一个个的铁疙瘩坨子,因为,当时为了钢铁的产量高,那些炼出来的铁坨子里都参了黄沙泥巴,所以那些“钢铁”后来什么也做不了,丢在飞机场边没有人要,现在可能还能找到一些当年的“残渣余孽”。由于炼钢铁要烧火,当时燃料不足,就把各湾的大树都砍了,有的千年古树都被当时炼钢铁化为灰烬,还有一些祠堂庙宇的香炉和房屋有的是国家等级文物也被毁了·····其实当时“大办钢铁”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大灾乱”。
      大办钢铁的第二年就开始过灾荒了,由于没有粮食,群众没有饭吃,各地的大食堂也办垮了,群众只有各家各户又开起小灶。因为,头一年为了炼钢铁,把社员家的锅都收走了,现在人们只有重新置锅了。但当时由于计划经济,市场上根本没有铁锅卖,有的社员煮野菜只有用土泥巴罐子了。我家由于我母亲早有预见,她老人家好像知道“大食堂”迟早会垮的,所以,当时把锅藏在自家的猪圈草棚顶上,现在要自家开火,只到我家的猪圈草棚顶上把锅拿下来就可以开火了。我家真是很多事亏了我母亲,不是我母亲我们一家人的灾荒就不知道能不能过过来。现在我每当想起那个年代,不知怎么眼泪就会自己流出来。这些往事恐怕现在的年轻人想都想不出来。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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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19 10:18:53 | 显示全部楼层
                          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
      我们小时候虽然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了,但对“共产主义”是什么我们还是不清楚。结果在1958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几天就知道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了!原来是当时儿歌唱的:“点灯不用油(电灯),耕地不用牛(拖拉机),脚踩打谷机,手拿喷雾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不花钱(人民公社大食堂),农民炼钢铁,人人是工人·····哎呦!哎哈呦!哎——哈——呦!到了‘共产主义’!”
       刚解放时,我们最早接触的新鲜的“共产主义”教育就是看电影。为了宣传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新政策,我们火车站几乎隔三差五就要放电影。那时大多数是放的一些苏联影片,我们小孩子听大人们讲,苏联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苏联的农业是集体农庄,收割庄稼用康拜因(翻译名词指联合收割机),种地根本不用人等等我们小孩子不明白稀奇古怪的事,但我们都会学着列宁说的“面包是会有的!牛奶是会有的!”其实,我们当地的大人们也根本看不懂电影,更就别说外国的电影了。他们叫电影是“电皮影”,说“活人看死戏,越看越有气!”他们最喜欢看由本地演员演的戏,什么《百日缘》、《白扇记》、《白蛇传》等,一到放电影湾上的大人们,特别是老人们就在主动留在家里守门,或睡觉。可是我们小孩子就高兴死了,因为我们不是光为了看“共产主义”的电影,主要是能和家人找看电影的借口,去能和车站附近的一些小孩嬉闹或打仗,其实我们小孩对“共产主义”理解就是天天有电影看,能和小伙伴嬉闹游戏等好玩的就是“过年”,过年也就是孩子们的“共产主义”。
       要按照那时的“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标准就到了“共产主义”,那现在经过改革开放,短短二三十年,我们现在一般的居民不但有高楼大厦,电灯电话,私车别墅······还有电视电脑,手机当玩具等等,那不超过了“共产主义”吗?现在想起那时实现的“共产主义”真是太幼稚可笑了。(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十、到处吃饭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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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6 09:43:59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到处吃饭不要钱
    “天下竟有这等好事,到处吃饭不要钱!”要说还真不是《天方夜谭》。
       说起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还真是有些事现在想起来蛮有趣味的。就拿“人民公社大食堂”来讲,就给我们童年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后,所有的农村人都是公社社员了,大家不但在一起劳动,为了不误农时,还在一起做吃饭,这样各地都以生产队为单位办起“大食堂”。集体食堂开始还用饭票菜票,各家各户按人定量,每餐吃多少就用票买多少,节约归己,超吃不补,搞得还蛮规矩,像个能长期把食堂办好的样子。可是没有多久就各地互相对食堂进行检查和评比,各级领导也时常下来检查食堂。看谁的食堂办得好,生活标准高,社员们满意不满意等等。经过这样一搞,各地为了迎接检查评比,就把原来“三菜一汤”的标准,搞成了“四菜一汤,五菜六菜一汤”,有的生产队食堂把原来的菜“一荤两素”,搞成了多荤少素,餐餐有鱼肉,有的搞得像过年的炸的炸,煮的煮,热闹尚了。有的生产队根本就没有实力,为了应付检查,把原来集体养的准备过年的猪都先杀了,弄到食堂里做了“红烧肉”,鱼塘里鱼还是小鱼的儿子孙子都捞起来吃了再说。就这样相互攀比的风气越来越高涨,有的生产队食堂干脆不用饭票,只要是社员到开饭时间就都可以自己到食堂里去吃饭了。这样不少的外地到湾上来办事人,到了吃饭时间只要进了食堂就可以吃饱吃好了。这样像捡粪的,找牛的人,走亲戚的等就可以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还真方便,真可谓“人有两条腿,走遍天下为的嘴,处处能吃饭,哪有饿死鬼?”
       其实,有的生产队食堂为了应付检查是“打肿脸充胖子”,等检查一过,就只有一碗咸萝卜或白菜腌菜了。人们到处能吃饭,好是好,但浪费也不小。当时人们每天都很注意打听哪个生产队食堂的生活好,就往哪个食堂里跑,哪个食堂生活不好,就只有几个炊事员自己吃。常常人多的食堂饭不够吃,只好又重新做,人少的食堂饭又有多的,吃不完的剩饭菜就只有倒掉或喂生产队的猪。听说有的食堂剩饭太多,连猪都不吃,你说看当时造成多大粮食浪费。到了第二年就开始过灾荒,开始食堂还有点国家救济粮,多半是高粱苞谷粉子等杂粮和细糠,用来煮糊涝汤分给社员们喝,后来连糊涝汤都没有喝的。各地的食堂都渐渐自动办垮了。群众只有逃的逃荒,要的要饭,自谋生路。但当时都是“合作社社员”大家生活都靠集体,“大河无水小河干”,过得一样,你没有吃的,他也没有吃的,所以,当时讨饭都没有地方讨。饥饿难忍的人们只有挖野菜,挎树皮,有的人还吃一种叫“观音土”泥巴。这种泥巴人吃了,拉不出来,最后只有胀死。我家当时平日吃饭就有七八张嘴,家里八个多月没有看见半粒米,到处野菜也被人挖光了,后来就全靠我老母亲冒死扒火车到河南去捡烂包菜叶子回来充饥,才勉强渡过那几年。不然,全家人起码要饿死一大半。我母亲是我家最大的恩人。现在回想起那个年代也不知道是怎么过过来的?我现在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一想眼泪就会自动往外流······
    历史从来没有的“吃饭不要钱,走到哪里吃到哪里”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就这样“昙花一现”的垮了!而且,垮得饿死人了。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十一、“猪吃草,人吃糠,最后没有糊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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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7-27 09:36:08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将军回乡作调查

      1958年10月王新亭上将回到渴别二十八年故乡湖北省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涂河管理区万能大队。(现孝感市孝南区朋兴乡晏砦村)王家底下塆。
      王新亭的故居在王家底下塆,塆子不大,风景优美,湾周围长满树木花草,修竹翠绿,湾前后都是稻麦棉全收的庄稼田,解放前仅有七、八户人家,都是王新亭自己家叔伯弟兄。1908年王新亭出生在这里,自幼聪明,父亲省吃俭用还是让王新亭上离家不远的晏家砦读私塾。在读书时,革命烈士晏焱生之兄晏西平在涂河一带教书,他向王新亭等人灌输了不少的革命道理。晏西平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反围剿时负伤并吐血,后从红军部队转到地方,搞地下工作,以教书作掩护,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队伍。王新亭受到革命思潮影响,1930年春与朱杨塝的大土地主恶霸朱狗子,为抗旱车水打了一架,王新亭把这个恶霸打得满地找牙,为穷人出了一口气就连夜通过晏西平等人介绍投奔了红军。同时年加中国共产党,从此踏入了革命的道路,也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土朋兴乡晏砦村王家底下塆。
      王家底下塆,离京广铁路孝感市境内民主街车站不到一里路,民主街是花园至孝感之间的区间小站,除了当时花园至江岸的短途零客车在此站停3分钟外,其他的客货车一律通过。1958年10月19日下午民主街至王家底下塆由人民解放军部队戒严了,部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列专列徐徐由北向南开进民主街停下。从专列上走下一个年近半百,脸面清瘦,带着眼镜,精神闪灼,军装上佩带着上将军衔的军人,他就是王新亭将军,他与随从健步走向铁路西的故乡王家底下塆。
      王新亭回来了,他与亲人见面,一一握手拥抱,骨肉团圆,激动得泪流满面,自己外出了28年,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参加革命,为了怕家人受迫害,一直没有与家人联系,并将原来在家用的王兴庭的名字改成了王新亭。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才给家里来了一封信,家人才知道他还活着,并且当了大官。家里父母在他走乡相继去世,只剩自己的亲哥哥、嫂嫂和侄儿们。
       王新亭将军这次回家,不光是和亲人团聚,他是为党的农业工作来家乡作调查,1958年的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全国都知道,毛主席很重视。王新亭想家乡出了粮食亩产万斤田,自己从小在农村里长大,当时最好的收成也只是亩产只收收到几百斤,不到一千斤,怎么人民解放了,土地的产量也解放了。他就想借这次探亲的机会作一些调查,他先来到塆上开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看一看群众的生活怎么样,还没有进门就闻到肉香,到餐桌上一看,有肉有鱼有豆腐鲜菜。群众吃得津津有味,王新亭非常高兴,就问大家“你们是不是天天吃得这样好?”大家都笑起来了,没有人敢说真话。原来当地的干部怕王新亭知道真相,就搞假的,头一天就将生产队养的半大的几头小猪都杀了,把集体养着过年鱼的也捞起来,在食堂做里做成菜摆在餐桌上让王新亭看的。王新亭知道其中有问题,就抱起自己一个亲叔伯侄子问,这孩子只有六七岁,他说:“三叔,您不想问得,只要您天天在我们这里就好了!”满食堂的群众哄堂大笑。王新亭一听就明白了,不再问,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当天晚上,王新亭找来了公社干部周子田、赵崇贵和大队干部张新民、王长清一起开座谈会,他问公社和大队干部,长风是不是有个官木生?他是怎么能种出亩产万斤粮食的田来的?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编出好听话来回答,但他不相信。他说你把一万斤谷晒得一亩田的稻场上,给我看看,要堆多厚,干部们答不上来。王新亭说我过去在农村种过田,再好的年成,背得再肥,也难收千把斤,怎么长风的地是金地,它就能产万斤,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还问了一些农村存在的问题,座谈会开到鸡叫时才散会。
      第二天上午王新亭将军告别了乡亲,返回北京。他虽然只在家乡渡过了短短的一天一夜,但将军给家人和乡亲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至今当地人们提起王新亭回乡的故事都讲得绘声绘色。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十二,猪吃草、人吃糠,最后没有糊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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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1 10:26:58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二、“猪吃草,人吃糠,最后没有糊涝汤!”
      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不会忘了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老天爷不是淹就是旱,农业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加之头一年(1958年)全国连农民都去大办钢铁,没有人种田。所以,到了第二年粮食紧张,全国人民都开始饿饭,国家还要还苏联的债,真是成了“雪上加霜”,当时人们每天都为吃饱肚子发愁。
       我记得从1959年的春节后,生产队的食堂就连稀饭都没有了,原来一日三餐,改为两餐,而且,是用国家救济的高粱苞谷粉子,后来就供应过去猪吃的糠合野菜搞的糊涝汤。开饭时各家拿一个煨罐或饭盆到食堂去站队打回家吃,每人每餐定量一小饭瓢,有的人当场一口就喝进肚子里,真是塞不到人的牙齿缝,哪里还能饱肚子。这时就有人传出顺口溜:“猪吃草,人吃糠,想吃大米跨长江,最后没有糊涝汤······”结果,没有过多久各地食堂连糠合野菜的糊涝汤都没有了,食堂办垮了,彻底关了门,社员群众的吃饭问题靠各家自己到处挖野菜野草,剐树皮。因为,人人要吃饭,家家要开火,所以没有几天到处能吃的野菜野草和树皮都被人挖光了,有的人就开始吃一种叫“观音土”泥巴,这“观音土”吃了就拉不出来,好多人就被活活地给胀死了。我家当时人口多,虽然也没有吃的,但我母亲说饿死也不能吃“观音土”。因为饿死总比那胀死要好点,饿昏了后就会慢慢死去,而有人吃了“观音土”肚子胀痛时候叫几天几夜还不死,实在太惨了!
       那年我家经常是七八口人吃饭,但我家已经是八九个月没有看到半粒碎米和一瓢糠,长期断粮给我们全家人带来了被饿死的极大威胁!我家最后还是靠我母亲冒死爬火车到河南去捡烂包菜叶子回来,才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
       那个时期饿死个巴人不是什么奇事,几乎湾湾每天都有人饿死,湾上的一个叫爱梅的姐姐就是吃了有毒的野菜,给闹(毒)死了,她死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丢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小还在吃奶,由于母亲死了,最小的孩子也不几天就饿死了。我父亲就是在自然灾害后期去世的,我们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心有余悸!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十三、把年饭米藏在马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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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8 10:07:3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三、把年饭米藏在马桶里
       说起来这个又心酸又苦难的事,很多人不但没有听过,还不相信,也是发生在那个饿饭的困难时期。我记得那是1959年的腊月三十的早上,风雪还在不停地下着,饿饭的群众眼看就要过年了,但各家还没有一粒年饭米。湾上的人们都只有眼巴巴望着天上,好像老天爷能开恩地说:“老天爷呀!你从天上落下白雪,要是大米和面粉该有多好!”
       结果老天爷还真的开了恩,好像上午九点钟的样子,突然,传来天大的好消息说:大队书记二叔(书记上我一辈)从公社开会回来带了政府发的救济粮,过年三天时间里,政府每人每天能发半斤大米。这对于快一年都没有看到半粒碎米的饿殍来说,无疑是特大好事!那些饿得快要死的人听到这个好消息,都从床上爬起来了;有的人原来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后,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劲,都拿着米袋往大队办公室跑起来了。因为,我家里大队办公室最近,我转身回家拿着米袋想抢个头档(第一名)。结果,我去时前头早已排了起码有十几个人了,真是行动神速,比搞什么都快些。说是大米,也是一些粗糙的陈粮,但当时也是“宝贝”。每家每户都按照实际人口发粮,有的人为了多领一点粮食,就和大队干部扯皮,说干部把他家的人数搞错了来瞎扯。过称的人真是斤求两地称粮食,生怕称多了。领粮食的人,还要亲自拉着称杆一个个的花星数,生怕过称的发少了粮食。有的人还为过称的多少和大队干部闹起来了,过称的人有时受不了这个冤枉气,丢了称杆子不干了。大家又只好又劝架,让过称的人看到全队老少的面子上,才又重新拿起称杆搞起来。整个分粮食的过程就真是“叫花子宰年猪——七口八嘴”,分下地,争下地,有的回到家不服气还要出来骂骂街。书记二叔听了恼火,也骂道:“狗日的,还冇饿得!有点吃的就有劲闹冤(吵嘴),再下回,上头发东西就不去领,看你饿得像殃鸡巴,还有冇得劲骂人!”在在场的人听了就笑,劝书记莫跟那些人一般见识。
      各家分了一点年饭米,真是全队老老少少高兴死了,觉得这个年可以能吃上年饭了。粮食分到家后,全家人都围着米袋像看稀奇的,有的人还用手去摸那宝贝粮食,还有人恨不得抓着生米就往自己嘴里塞,不少的人看着粮食就流下热泪,以为在做梦·····因为人们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粮食了,几乎忘记了大米的样子了。
       正当人们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渴望着一餐有粮食的年夜饭快点能吃。快到傍晚,不少的家正准备做年夜饭时,突然传来一条不好的消息说,上级说我们这里的救济粮发多了,不是每人每天半斤,而是每人每天二两,各家领多了粮食都要退出来。大队干部已经开始到各家各户上门收粮食了,请各家各户自己把多的粮食主动退出来,免得到时候上门搜查搞得不好看。我母亲也准备做年夜饭,对这点米还舍不得一下子多用了,还在盘算着这点粮食除了过年待客外,还要留点怕有什么特殊情况时用。这一来她老人家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
       收粮食的大队干部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手电,挨家挨户地搜查收粮。民兵连长还背着枪,拿着几根捆人用的麻绳卡在你家门口,谁家反抗就抓谁家的当家人,你说服不服?其实,各家各户都不愿意退好不容易才分一点粮食,不管到哪家都说最好是不退,退了这个年就没法过了。有的闻讯后早把粮食藏起来了,有的干脆回答说早就吃了。收粮的干部也不听你的狡辩,进门叫你拿出来粮食来,不然就动手搜查。你家的旮旮旯旯都给搜到,有的米都打湿了或下了锅,都要挖起来,有的家煮熟了的米饭都盛起来拿走,群众说当时干部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抢饭队”。我母亲怕连累了我们兄弟,就含着眼泪把多分的粮食给退了。收粮的干部一走,我母亲就没有心事了,暂时放下做年夜饭不做,哭了一场,后来才煮一锅野菜粥算年夜饭吃了。那年全家人过了一个说不出什么滋味的新年。
       可是,到了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小伙伴遇在一起所谓“拜年”时才知道,哈秋家的粮食一粒也没有搜到,也没有退。原来他的姆妈得到要退粮食的消息后,就把自家的马桶洗干净,然后把米用油纸(当时还没有塑料袋)包好藏在马桶里,搜查的干部凡是能藏粮食的地方都搜到了,就是马桶没有打开看,认为马桶是装屎尿的,又臭又骚,谁还把吃的东西放到那里呢?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集:十四、“虾子长脚,甲鱼嗮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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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16 10:28:15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四、讨饭无门
      现在的叫花子讨饭,要钱不要饭。听说,有的叫花子在城市里靠讨饭发了财,买了商品房的都有。
      三年自然灾害时,没有饭吃的人太多了,讨饭都没有地方讨。当时,我们湾上靠近火车站,铁路工人是吃商品粮,多多少少每月有些粮食供应,而我们农村人就只有饿肚子,眼巴巴望着饿死。
      当时铁路上的旅客可以凭火车票买到一个烧饼,或两个馍馍。但这些能吃的东西不能在公开场合吃,否则,一不小心就不知道从哪里冲一个饿殍,一下子就给抢跑了。有的旅客买点吃的也不容易,被别人抢走了就舍不得,还要跑去想追回来,那些饿殍怕被追到了,就拼命地跑,还边跑边往抢到手的食品大口往自己嘴里塞,或朝食物上吐涎(口水),那追的人见了,恶心就不要了,这时饿殍就好吃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抢旅客食物的饿殍被那旅客追上了,那旅客见他的食物被饿殍吐了涎脏了,就气得把那个抢他食物的饿殍,拳打脚踢,一顿暴打,那饿殍都被打得嘴角流血,但他还死死地捧着食物强行往自己的嘴里塞,几乎快要梗死,他还在不停的继续往嘴里筑。我们也饿得恨不得去加人抢旅客食物的行列,但我们当时毕竟是小学生,没有人去抢,宁可饿死了算了,才不去做那丢人现眼的事,被别人捉到了还要挨一顿打。在那个年代里但这样抢食品事每天都在不断地发生。
       最后,我们看到一个饿得要死妇女抱着一个皮包骨头的婴儿,向一个解放军旅客要他刚买的食品时,见那个解放军自己一点也没有留全部把食品给了那个妇女。我们几个小伙伴见了好像看到一根救命的稻草,受到很大的启发,现在饿得人都快要死了,不偷不抢去讨还不行吗?如果,遇到像那个解放军的好心人,给一口吃的也免得家人和老母亲操心我们的吃饭的问题,岂不是好事吗?
       于是我们几个饿得走路都走动的小伙伴在一起商量讨饭的事。一是讨饭的事要不让学校老师和有商品粮吃的同学知道,以免被他们笑话和瞧不起;因为,我们的学校就在火车站里,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不注意就会被学校知道。二是到什么地方去讨,才能真正讨得到,大家说那就只能是到附近铁路工人多的地方去讨。因为,太远的地方我们走不去,前几天我们上湾的如意和他父亲一起到朱湖农场去讨饭,还只走到府河大堤就饿得走不动,父子两人倒到堤坡上歇一下,结果就再也没有起来,父子二人死在府河堤上了。当年他家人没有能力为父子二人收尸,还是当地的好心人把他俩挖个氹子埋在府河滩上。我们当时都是十岁左右的孩子,又长期饿肚子,肯定走不了多远,所以决定不去太远的地方。三是我们大家开始讨饭肯定脸皮难得放下来,我们衣服本来就穿得很破旧,最好回家弄破得很些的衣服,脸上抹上一些灰土,有的弄些锅烟子(锅底灰),让一些人认不出来,装可怜点,好碗筷都不要拿,只带些,破碗破瓢最好。我当时就拿了我舅舅抗美援朝在战场被子弹打缺口的“献给最可爱的人”茶缸。总之我们要求尽量博得人家同情,说不定还好要些;再者讨饭的事期初最好也不能让家人知道,以免大人担心。四是大家要团结,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管要不要得到饭,一定不能让别的地方的人欺负。讨饭的事就这么定,我们就各人按照定的要求去准备。
       开始,我们讨饭的目标定在火车站北的铁路大修队的食堂门口,那里工人多,吃的是大食堂,他们随便洒了的饭就够我们几个孩子吃个饱。于是我们大家三三两两分头来到正在开饭的食堂门口,谁知道那些工人,各人只顾着吃各人的饭,好像根本没有看到门外还一群饿得要死的“叫花子”,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在吃饭。最后,我们有个叫三毛的小孩发现食堂的厨房里蒸了馒头的笼布上沾有不少馒头沫子,就想叫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扒下来吃。可是那河南人炊事员看见了,不但不给我们吃,还把那笼布上的馒头沫子洗到喂猪的泔水中去了。我们几个孩子要饭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我们只有饿着肚子焉妥妥地各自回家,真是讨饭都无门了。
       当我路过铁路时,看到飞快的火车时真想两眼一闭,一下子钻到火车的车轮下死了算了,免得活着饿得受罪。可是一想到家人,特别是生我养我老母亲就不忍心去走绝路,怎么能让白发人去送黑发人呢?父母的养育之恩还没有报答,才没有去死。
       但我还犹豫站在铁路边好久没有走开,我突然发现铁路边的路渣石头缝里,长出几棵嫩苞谷(玉米)芽,我当时就惊喜了!忙用手去扒开石头,果然有撒落的苞谷,有的还没有生芽,我想这可能是火车上运苞谷时粮包破了漏下来的。就浑身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忙小心翼翼地扒开石头,将石头缝里的苞谷一粒一粒地拎起来。渐渐地越拎越多,也越来越有劲,不一会快拎了一茶缸了。正当我拎得高兴时,突然身后有人喊我“哥哥!”,我以为是我的小弟弟来了,回头一看见是一个五六岁饿得皮包骨头的小男孩,脸上和身上都脏兮兮的,就是一双像猫娃的大眼睛流着泪水,呆呆望着我手中的茶缸里苞谷,可怜巴巴地说:“哥哥,能,能给我几粒苞谷吃吃,我实在饿得不——行——了!”,说着就好像要倒地的。我的这个人就是心软,见不得别人造孽,眼前遇着了这样饿得要死的孩子,又不能见死不救。“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只好忍痛割爱,在我手中的茶缸里抓了一把苞谷给了那个小孩。那小孩双手接过苞谷,二话没说,一下子就塞进了他的嘴里,生着吃完了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拎到的那一把苞谷。其实,我当时知道我连茶缸给他也不够。不是可惜我拎苞谷的时间,也不是舍不得那一把苞谷,关键是是那石头缝里再也没有苞谷影子了。我只有和那个小叫花子道别,说对不起!我家里还有六七口人等我弄点吃的回去,就心里酸酸地拿着剩下的半茶缸苞谷回家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讨饭了,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讨到吃的了。(这篇文章是流泪写出来的,那时的事还很多,但再也写不下去了,太心酸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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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22 09:34:26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五、“虾子长脚,甲鱼晒壳”
     为了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各地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开始给社员分一点“自留地”,大概每人一到两分地,受灾的群众有了“自留地”就可以自主种一些粮食或蔬菜,随时可以收回家饱肚子了。这时有些脑子灵活勤快的社员并不满足生产队分的那点“自留地”就到处自己找一些田头地角,乱岗堤坡再开一些荒种庄稼或蔬菜,当时叫“见缝插针”。这样集体土地和河边塘堰就出现社员私人开荒的一些小块的土地,有的像虾子多长的一只脚,有的像甲鱼在塘堰边晒太阳的,所以人们把社员私人开的荒地叫“虾子长脚,甲鱼晒壳”,这些都被以后的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当时农村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的确给人们解决了饿饭的问题,使很多城市的工人也吃不饱,都主动放弃城市户口自己回农村去种自留地,因为当时工人的一个月工资(当时月工资二三十元)还买不到农民种的一百斤萝卜,更没有“自留地”,就觉得农村好,都想往农村跑。最后文革落实政策有不少的人又返城回去了,也有不少的人因此就当了农民的,后来灾荒过去了,城市变好了,又后悔不该回农村的。
农村有了“自留地”很多社员就把心事和精力放到了“自留地”上,当时农村就普遍流传着一种形容社员劳动的顺口溜:“出工装聋子(队里出工敲钟,装没有听到),做事像公子(出工不出力),放工像兔子(放工跑得快),搞自留地像猴子(快和卖力)”“以粮为纲,全面开荒”。
    我家当时家里人口多,分的自留地也多,加上我几个哥哥勤快开的荒,第一年就收了两百多斤小麦。当时我母亲把我家自留地的麦子磨出面粉和麸皮一块做了一餐火炕粑,全家人吃到了自己种粮食,特别香,也是自过灾荒以来的第一次吃饱了肚子,大家终于可以松口气地说:“好不容易活过来了!”
   (附:三年自然灾害孝感的历史记载:从1958521日至711日,雨量只有24.6毫米。1959年伏旱连秋旱,72日至920日的81天中,降雨量只有7.6毫米,全县晚稻干死面积达78%以上,人畜饮水困难。1960年也是伏旱,721日至96日降雨量仅18.1毫米,全县大旱,有的地方几乎颗粒无收,人畜饮水困难。196179日至8424天中,降雨量为22.6毫米。9月下旬至1020日近一个月,降雨量为13.2毫米,出现了秋旱。)
    郑重说明:从“三年自然灾害”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造成我们国家经济困难,群众饿饭的原因应该说“天灾人祸”都有。现在有个别没有那时经历过的人,想用“三年自然灾害”来攻击当时的政策失误,胡说什么“那几年是风调雨顺”是不对的!我们要正视历史,不能把我们前进中某些失误和缺点拿来大做文章,光说成“人祸”就更不对了!我写过去的一些事的初衷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后代,总结前人在前进的路上所犯的错误和走的弯路,作为借鉴和教训。让他们不要步前人的后尘,今后在前进路上尽量少犯错误和少走弯路,更好地走好国家、社会和人生的每一步,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再也不过那些艰难的日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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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29 09:37:44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六、“割‘么事’退赔!”
     随着上级政策的松动和农业的好转,自然灾害就这样艰难地过去了。但当人们刚刚想过几天安稳的日子的时候,农村的各种政治运动又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阶级斗争”在广大农村上演着······
   1963年至1964年农村普遍开展“社教”和“四清”运动,当时农村很穷,生产队干部一般也没有多大的问题,但由于当时“三年自然灾害”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什么“贪污挪用”的,了不起当干部的有时就在开会时避着群众偷偷地做一餐便饭吃吃。我大哥是大队干部,他们利用晚上开会的机会,就偷偷在深更半夜在我家做过饭。因为我家是独屋,没有邻墙隔壁,有时白天做点什么不规矩的事,湾上人不容易发现,晚上就更安全些,所以我家成了大队干部临时宵夜的小食堂。我有时半夜睡得糊里糊涂被大哥拉起来吃过几次白米饭,简直是太好吃了!太幸运了!在那没有饭吃的日子,能够吃到一碗白米饭,你说不是比到了天堂还幸福的事!可是,到了运动来了就成了“多吃多占”问题,那时连多吃了生产队一个胡萝卜都要退赔,所以这类的问题很普遍。因此,我大哥和二哥(二哥大队开荒组的负责人)都成了“四不清”,被关押了好几个月,退了赔才“解放”。当时为了搞好农村的“社教”和“四清运动”,各地都从外地调来的工作队,他们为了搞出成绩来,就对所谓“四不清”采取人人过关,不管问题大小都要退赔。
    那时,发生了一件事,震惊了我们全地区,说的是我们区一个某小公社有个生产队小队长,家里非常穷,连买盐的一毛五分钱都没有。当时被工作队和积极分子整了几晚上,最后还硬是逼着要他退多吃了几餐饭折算的几十块钱的赔。可是,他实在是拿不出一分钱来,要他一下子拿几十块的天文数字,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就没有好气地回了工作队的一句我们当时的口头语:“割鸡巴退赔!”我们当地如果没有东西拿出来,就有个口禅(方言)就叫“割鸡巴”,就是没有的意思。工作队是咸宁地区派来的,就认为这个队长的态度不好骂人,就采取了关押逼供的手段,硬要他拿“鸡巴”来退赔!他挨整没有办法,就只有答应工作队让他回去想办法退赔。这样工作队就相信了,放他回去。结果他回家哪里是想办法弄钱退赔,而是到家就去磨他家割谷用的镰刀,把镰刀磨得飞快,然后,挎下自己的裤子,一气之下用镰刀把自己下身的“一副三件”给割下来。并忍着剧烈地疼痛,咬紧牙关坚持跑到工作队的办公的那里,把割下来的血淋淋“鸡巴”往工作队的面前一丢说:“这是我的鸡巴!退赔给你!”说着就当场痛得昏倒在地上,开始工作队还没有看清楚,以为是拿的一个死老鼠开玩笑的,后来见他人倒在地上不能动,而且下身大出血,工作队的人员才知道大事不好!这时工作队才慌了手脚,忙叫生产队积极分子,商量对策。最后,湾上的群众闻信赶来把他连夜送到地区医院才保住了一条命。
    一个老实农民就是当了几年的生产队长,就成了“四不清”,结果被四清工作队逼得割掉自己“下身”退赔,成了“现代太监”。这就是当时极左路线带来的极其惨痛血的教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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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4 17:34:11 | 显示全部楼层
欣赏了,很有乡土味儿!今天看了三篇,有时间再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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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5 10:05:55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七、一人“四不清”,全家受牵连
     现在讲起来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当年农村四清运动整死和逼死的人还真不少,其实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而是被冤枉死的。有人又要问我是怎么知道那么清楚的?因为,当时我正在读中学,放暑假时我们公社的四清工作队见我的字写得好,因为当时没有复印机,就要我帮他们誊写材料。所以,很多内部机密资料都是通过我的手抄写的,我当然知道。但当时四清工作队不准我对外讲,如果违反了他们的纪律,轻者报学校开除学籍,重者抓起来坐牢。后来四清运动过去了,我想把那时的事写出来,但当时还是执行极左路线,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写这样的文章,肯定会给我扣上“为四不清翻案”的政治大帽子,吃不了兜着走。现在好了,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广开言路,人们也愿意讲实话,领导也愿意听群众的真话,所以,我才把当年的一些内幕说说,以警示后人······
     四清运动(即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阶级)那年,当时上级为了搞好搞彻底农村四清运动,怕本乡本土干部有包庇袒护嫌疑,工作队都是从外地选派来的,地区与地区互相进行交换工作队。当时我们孝感就是从咸宁地区来的干部,外地人可以不讲人情观点。所以,四清工作队一进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原来所有的大小队干部关进了“学习班”。我的大哥是大队会计是当然的四不清对象,最早就被关进去了。二哥真是冤枉,他既不是大队干部,也不是小队干部,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大队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让大小队干部能渡过灾荒又能不影响工作,就自找出路,由大队牵头成立了一个开荒组,把滚子河边的荒地荒滩开发出来,种一些庄稼和瓜果蔬菜好作为大小队干部工作会议等的开销。二哥当时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又是当了几天兵的人,就被选去大队开荒组负责,一个没有任何文字和口头批复的开荒组组长。四清运动一来他也算个四不清被关进去了。
     要说那时“四不清”学习班,比没有实行法制治国时的看守所还要厉害,所谓“四不清”的干部比当时的四类分子还要整得狠些。后来听进去了的哥哥们讲,学习班里除了没有老虎凳和灌辣椒水,其它的捆绑吊打都用上了,冬天脱了棉服和鞋袜光着身子在风雪中冻,热天关在装粮食的仓中闭,或几天几夜不让你眯一会眼睛,你说那是一般的农民出身的人受得了的罪。所以,不少的关几天放出来在本大队湾上就快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为了少受罪,不少的人被逼不过,只有瞎说乱讲,这样一些“冤、假、错”案就不断产生。
    运动说是“四清”,最终只是一清为主,那就是清经济,其他没有明显的问题就提都不提。一关进去就要你交代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有没有贪污挪用、多吃多占等经济问题,问题越大越好。那时的大小队都穷得叮当响,我们当地说法是“穷得卵子打得板凳响”,有的生产队连买一根牛绳的钱都没有,还哪里有钱让干部贪污的。有时生产队有实在要急用钱时,有的是干部有钱干部垫,干部没有钱,就向那些有工人拿工资的家去借,到了年底抵缺粮钱,一年抵不完就转到下年,有的家从缺粮户抵成了余粮户还抵不完。
    说起来多吃多占现在听起来也觉得好笑,有的干部转到社员挖胡萝卜的田边,拿了一个胡萝卜尝尝,四清运动中也算多吃多占,要作价退赔。有的一个胡萝卜到四清运动连本带息,算成了天价一百个胡萝卜还不止。因为,四清工作队的计算公式是鸡生蛋,蛋孵鸡的方法,你说不成天价才怪。总之,凡是公家的钱和物资一点都不能沾,沾了就是“四不清”,除了退赔还要挨整,重的开批斗会,游街,升阶级成分或逮捕法办都有。
    我们队里的一个叔伯哥哥,因为生产队当时干部和群众闹矛盾,队长不干了,叔伯哥哥就代理几天队长,结果,四清运动一来也被关进了学习班。他开始想不通,不服工作队对他的训话,当场和工作队搞起来。我那叔伯哥哥,身高一米八几,人高马大,平时就能奈何几个小伙,那工作队的两个年轻人想把我那哥哥给捆起来,可是不等他俩拢身就被我那哥哥给推倒到八十八丈远。这还了得!公然地打四清工作队,岂不是翻了天,马上人民内部矛盾就变成了敌我矛盾。立即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杀鸡吓猴”公开宣布逮捕我那叔伯哥哥,几名公安人员立刻给他戴上手铐,用枪押上三轮摩托车送进了看守所。并且,工作队还派民兵积极分子抄了他的家。他过去省吃俭用积攒下来准备嫁姑娘用的两床被面也被当作贪污的物品被没收了,运动后期被湾上的积极分子作为“果实”给分了。
    当时我家因为大哥二哥都是四不清,也被抄了家。把我母亲每年喂猪卖钱为了给我们弟兄说媳妇扯的布料也作为哥哥们贪污的物品给没收了。还把我父亲在城关搬运站每年发的劳保擦汗毛巾,父亲舍不得用新的,总用旧的破的,节约下来拿回家叫我母亲放着,这次也作为“不义之财”被抄走了。后来的四清成果展览上这些毛巾也成了我大哥的一大罪状,说他当大队会计连新毛巾都“贪污”了十几条。其实,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一家人吃的在锅里,穿的在身上,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家财,抄家的人见我家没有什么“油水”,反而把他们搞累了,气不过,他们就把我家的一屋柴草把子都拿出来,故意一捆捆都抖散了,丢在我家门前一满稻场。当时,我家两个哥哥关在四不清学习班里,一个哥哥在部队,另一个在外地教书,我在离家十几里的朋兴店读书,家里只剩老母亲和不到十岁的小弟弟了。可怜的一老一小母子两人连夜饭都没有吃,(家里到处都贴了封条,不能做饭)把一稻场草把子捆了到了天快亮才捆完。他们真是缺德,把我家里连米缸都帖了封条。每天我母亲做饭都要找四清工作队和积极分子监督开封条拿一天的米,然后把封条又重新贴上。撕了又封,封了又撕,几天后,封条都撕破了,快不能用了,他们还怀疑是我家人撕坏的。所以,我母亲怕受冤枉,就让他们每次重新换新封条,就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得我的两个哥哥“解放了”(问题解决后放出来叫“解放了”)。我当时正在朋兴中学读书,每个星期都要回家拿粮食和换洗的衣服,每次回来拿的东西都要经过工作队或积极分子的翻包检查后,没有问题才能走,不然就作为变相“转移财产”,给你戴上一顶破坏四清运动帽子,不准走或责令学校停你的学,叫你一生不得翻身。运动期间,我两个哥哥就关在我家附近不到五米远的大队米面加工厂里,每天放风时也不准和家人讲一句话,连使眼色都不行。我大哥爱抽烟,每天家人给他送一包大公鸡的香烟,都经过看守人员转手才能给我大哥。这就是“四不清”留下的“烙印”。(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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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12 10:2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十八、挨批斗的死“四不清”
    四清运动深受极左路线的影响,采取了“逼供讯”和日夜二十四小时的审问车轮战,有的人被整不过就瞎说乱扯,这样一个个的冤案就办成了铁案。
    我们湾后面的一个生产队长,是土改的根子,解放后第一批入党的老党员,后来农业合作化后,一直担任生产队长,他因为留着一个像一把夹子的八字胡,人们就叫他“夹夹胡子”老队长。 老队长解放前是长工,扁担一倒都不认识是个什么字,但抓起生产是一把好手,他的生产队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的公余粮等各项任务,得奖状扛红旗是家常便饭。而且,生产队工分值年年增加,群众生活比别的生产队强好几倍,每年余粮钱都能兑现,周围的地方都对他们生产队眼红。他的生产队小伙子不愁接不到媳妇,本队的姑娘不想往别的生产队嫁,就这么一个好队长被打成了“四不清”。他被关进去后,逼着他交待问题。可是,他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过,左想右想也想不出什么问题,工作队和积极分子就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他实在整不过,想不通,有一天晚上他乘看守人员不注意,就偷偷跑出来了。又悄悄地摸回家,没有惊动家人,含泪和正在熟睡的妻儿亲人默默作了个告别,只拿了一把锄头走了。因为他的家就在火车站住,他开始选择了去铁路卧轨,又想死得划不来,落不了个全尸,最后想到了跳水井自杀。于是就趁着黑夜把铁路给水所的水井枕木做的盖子给挖开了,然后把锄头和他的烟斗放在井盖上,因为,他不识字可能只有留下东西好让家人知道他的去向,然后就跳到几十米深的水井里淹死了。
    可是,老队长的自杀并没有给他和他的家人解脱,四清工作队马上定他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有应得。还不许他的家人和湾上人为他做丧事,不许亲戚来奔丧,连家人哭都不准,更不能放鞭炮,设灵堂等等,只叫几个“四类分子”连夜拖出去埋了。可怜的老队长为党工作,为群众操劳一生落了个“自绝于人民和党”的“反革命”帽子,就这样悄悄地走了。队里人和他的家人,以为老队长就这样就完事了。谁知老队长被埋了的第二天,四清工作队就立即强行召集群众,组织积极分子,背上桌子,扯上白旗子,喊着阶级斗争的口号,到他的坟上开他的批斗会。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在会上说“革命运动不是被死个把人就吓到了的!革命的车轮不会被螳臂挡住!不管今后还有几多人想用死来抵抗运动,将会被滚滚向前的革命车轮碾得粉粹!所以,他的死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比鸿毛还要轻,白天死是白死的,黑夜死是黑(吓)死的!我们大家要把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批倒批臭,踏上一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会上还特地安排了老队长的家人们作了表态性的发言,要他的家人和“死四不清”反革命分子彻底划清界限。真是太惨无人道了!那和历史上的伍子胥鞭尸楚平王有何区别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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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8 16:45:00 | 显示全部楼层
乡土味浓,虽然当时还是小孩,但是也把人带到了当年火热的年代,亲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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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19 09:38:41 | 显示全部楼层
                                     十九、搬起石头打了“别人的脚”
     在农村四清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革初期,时兴学习《毛著》,读语录,每天不管什么人都要搞“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每次仪式都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当时我们生产队一个地主婆没有文化,但每天要她出来在仪式上“请罪”,他们“黑五类”也要读语录,又不能读贫下中农的语录,就只有读有关“牛鬼蛇神”的语录。其中有一段话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种蠢人的一句话······”但是,这个地主婆不认识字,就靠跟着主持人读,当主持人读这段语录时,她总是说成了“搬起石头砸了别人的脚”,开始主持人以为地主婆听错了,就马上帮她纠正说是“砸了自己的脚”,可是她还是坚持读“搬起石头砸了别人的脚”。这时,主持人就严厉的批评她,说她为什么总把“自己”读成了“别人”呢?多次教她,她老是坚持不改,可是她回答说:“我们这些五类份子是来请罪的,只有搬起石头砸了别人的脚,才有罪。果然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哪有什么罪?自己不小心,砸了自己的脚是‘活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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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26 10:13:57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想起往日苦,白菜煮豆腐
    文革时经常搞忆苦思甜。有个绰号“纠纹”的“苦大仇深”老贫农,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发言讲旧社会的苦。由于纠纹家庭贫穷,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堂,连“扁担倒下来都不认识”,但他的嘴巴还能誇得一下,由于不识字,他哪里还搞得清楚哪是解放前和解放后。所以,他一开口就把解放后的“三年自然灾害”说成了是解放前的苦日子。台上台下的人们都知道他讲错了,但他还不以为然越讲越有劲。这时,召集大会的干部就马上帮他纠正,他很犟很纠,不但不改还强调地说起了“顺口溜”,他说:“想起往日苦,白菜煮豆腐;说起今日甜,无钱买油盐!”搞得大家哭笑不得。从此以后,凡是忆苦思甜的会就不要他发言,因为爱说怪话,差点被工作队划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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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0-3 09:40:4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一、“斗私批修,只拿不偷!”
     文革学习《毛著》的年代,人们都想做好人好事,做了好事还不能让人知道,争当无名英雄。有一天,张三李四半夜就起床去生产队的田里割谷,不要工分,学习雷锋做好事。他俩割到天快亮时口渴肚子饿,就想到池塘边喝口水,休息一下,他们放下镰刀往池塘边走去,正好路过生产队的一块瓜田,瓜田里甜瓜香瓜正熟了,老远就闻到香味,十分诱人。在那个做好人好事的年代,人们都在做好事,认为没有人去搞偷盗,所以,瓜熟了也没有人照看。他俩这时都想要摘一个瓜吃一下就好,瓜既能解渴又能饱肚子,真是一举两得。但这是生产队集体的财产,现在人人都在做好事,自己也是出来做好事的,哪能去偷瓜吃呢?这时两人都在想各人心思,但都还是想摘瓜吃。当时,如果遇到什么难题,就针对着问题学习毛著。这时,张三就提出读一段语录吧!如果最高指示怎么讲,大家就怎么办!想吃瓜是“私心”占了上风,就读“斗私批修”,李四说:“斗私批修,只拿不偷!”张三忙说:“对!一人为私,二人为公!我们今天正好两个人,摘个把瓜吃一下,叫拿不叫偷!”于是就下田摘瓜吃起来。后来,每天都有人做好事和摘生产队的瓜吃,等到生产队要给社员分瓜时,瓜田里已经没有几个瓜了。这时生产队长发了火说:“是谁把生产队的瓜给偷了!自己承认了就不送公社去办‘学习班’,如果,查出来了就不客气了!”这时,张三李四马上站出来说:“我们学习了最高指示‘斗私批修,只拿不偷!’就在做好人好事时拿了几次生产队的瓜吃了!你要怎么办就这么办吧!只要不违背最高指示!”生产队长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也不爱听广播,因为,当时有很多最新指示他搞不清楚,他也不知道最高指示说了没有说这句话,又怕自己搞错了,落了反对最高指示的结果,就自己马上转弯,说:“只要最高指示说了只‘拿不偷!’就是对的!再不追究了!”这就是当时的荒唐事,真是“无稽之谈”。(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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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0-8 09:49:5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二、牛打架也是“炼红心”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紧急叫停时,怎么也刹不住车,很地方的红卫兵还在到处继续发传单,贴大字报,煽风点火·····全国的革命形势仍然不能安定团结。这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这样当年到处冲冲杀杀的红卫兵小将才纷纷收手,因为,小将们最听他老人家的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广阔天地去炼红心”,一场史无前例的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我们这里离武汉比较近,所以,不少的武汉知识青年就有的投亲靠友,或找关系要下放到我们大队。那几年我们大队只有四个生产小队,总人口不到七百人,就有二十多个知识青年被安置到了我们大队,每个小队就有四五个知识青年。那些知青过去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大多数没有到过农村,特别是一些女知青过去娇生惯养,见了农村的什么东西,都感到新鲜,大多数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楚。但她们又不愿意问农村人,遇到一点事就信口开河,大惊小怪的,所以,闹了不少笑话和错误。
    有一个叫余霞的女知青,在我们湾上算是一个表妹,她就是从武汉下放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去武汉时,跟着我的大哥还到过她家。她还笑我是“乡里伢”,这回她也成了“乡里伢”。但我不但没有笑她,还主动教她好多农村她不认识的庄稼和了解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她很感激,她说要和我做朋友,拜我为师,真正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并且,把她当年讥笑我是“乡里伢”是不对的,我笑着说那时我们都还小,不懂事,过去了事就不提了,以后我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扎根农村炼红心·····
    可是,不管你怎么教余霞总是还有些东西搞不清楚,她在谷田里剔(扯)稗子时,时常把水稻当稗子给扯了,队长没有办法只有让她去送茶,她不小心又把生产队用了多年的那把大茶壶个摔碎了。有一天,她送茶时看到了生产队的一头公牛和一头母牛在跑草(交配),她忙放下茶水去用扁担打那公牛,边打边大声喊:“队长!队长!快派人来,这里两头牛在打架!”在田里做事的全队男女社员都“轰”地笑起来了。她见大家都在笑,没有人去帮忙她赶牛,就急着跑去拉着队长问:“你们看着自己队里的两头牛打架都不管?还笑得起来·····”队长见她是个姑娘伢又不好解释得,就笑着说:“姑娘伢!多做事,少说话!”余霞一听就更不服气,说:“队长您家(武汉口音),这就不对了!毛主席说‘男女都一样’怎么我们姑娘伢,就只有光做事,没有发言权吗?”队长听了,又气又好笑,摇了摇头,再说了一声:“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余霞听了还想争个赢,这时妇女队长从秧田里跑起来,在余霞的耳朵边小声地说了几句,余霞马上满脸通红地跑开了。
    后来,有人说起牛跑草的这个事时,余霞说:“别说,那算丢死人了!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炼红心,还真的炼了不少东西,连牛‘恋爱’这么点事也不晓得,那还算什么炼了红心!我们过去在城市里笑话农村的孩子是‘乡里伢’,其实我们比‘乡里伢’还‘乡里伢’些!自己连农村好话、坏话、骂人的话都分不清楚呢!被别人当‘苕’骂了,还以为是在说自己好呢!自己被人家卖了还要帮忙数钱!”(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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